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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代會閉幕會上唱《國際歌》的傳統始于中共三大

　　在中共三大會址紀念館的“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歷史陳列”中，有一個區域吸引了不少觀眾駐足。在這里，觀眾可點播普通話、童聲、法語、俄語四個版本的《國際歌》。展柜中，還展示了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季刊第一期中刊載瞿秋白翻譯的《國際歌》歌詞版面。今年6月，中共三大會址紀念館推出“唱響國際歌”活動，讓觀眾可以深入了解《國際歌》在中國翻譯與傳播的歷史。

　　為何《國際歌》在中共三大會址紀念館展陳宣教中占據這么重的分量？因為這里是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史上，第一次唱響這首革命歌曲的地方。

　　對“Internationale”進行巧妙音譯

　　1923年6月20日，在中共三大閉幕會上，與會代表齊聚廣州黃花崗唱響《國際歌》。中共三大代表徐梅坤在《九旬憶舊——徐梅坤生平自述》中提到：“由瞿秋白指揮，大家高唱會議期間剛學會的《國際歌》。中共三大就在雄壯有力的歌聲中勝利閉幕了。”當時，中共三大代表瞿秋白、張太雷因為在蘇聯學習和工作的時間比較長，所以較早就掌握了《國際歌》的唱法。

　　歌聲雄壯，黃花作證。從此，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閉幕會上，唱《國際歌》成為傳統，延續至今。

　　中共三大會址紀念館副館長吳石堅告訴記者，《國際歌》在廣州唱響，繼而傳遍全中國，對中國革命文化產生積極影響。他介紹，1919年五四運動后，中國進入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伴隨著共產主義思想傳入中國的，還有著名的無產階級戰歌《國際歌》。大約在1920年，《國際歌》傳到中國，還被翻譯成中文，但當時的翻譯只是一種介紹，并沒有“流行”起來。1920年，21歲的瞿秋白赴莫斯科考察。在各種場合里，屢屢唱響的《國際歌》令他熱血沸騰。1923年，瞿秋白回國，并擔任了中國共產黨機關刊物《新青年》的主編，他開始著手翻譯《國際歌》。

　　在翻譯過程中，瞿秋白將《國際歌》歌詞最后一句中的法文單詞“Internationale”進行了巧妙的音譯。對此，他特別說明：“各國都有譯本，而歌時則聲調相同，真是異語同聲，世界大同的兆象。”在瞿秋白等革命者的心中，雖然膚色不同，語言有別，但當人們唱出“英德納雄納爾”時，全世界的無產者們萬口同聲，遙遠共鳴，是多么壯觀的景象。

　　那么，為什么代表們沒有在中共三大的其他時間里唱《國際歌》呢？吳石堅解釋說，據徐梅坤回憶，會議期間代表們考慮到會址周邊各種人員來往較多，為了保證會議不受到干擾，所以選擇到黃花崗唱《國際歌》。

　　瞿秋白唱著《國際歌》走上刑場

　　瞿秋白曾擔任北京《晨報》駐俄記者、莫斯科東方大學助教等職，熟悉俄語。他翻譯的《國際歌》是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黨員柯茨的俄譯本為底本翻譯為中文的。

　　據吳石堅介紹，在瞿秋白之前，《國際歌》在中國已有三種譯文，最早為1920年10月，廣州無政府主義者區聲白以《勞動歌》為題，發表在《勞動者》，署名列悲；同年11月，張逃獄譯《勞動國際歌》，發表在《華工旬報》；1921年9月，耿濟之、鄭振鐸譯《第三國際黨的頌歌》，發表在《小說月報》。這三個版本的《國際歌》都沒有結合曲譜，也沒有進行過演唱。而瞿秋白翻譯的《國際歌》不僅結合了曲譜，還首次進行奏唱。

　　在瞿秋白翻譯《國際歌》的同年，著名革命詩人、共產黨員蕭三也翻譯了《國際歌》，這就是《國際歌》通用版。他在《<國際歌>歌詞修改說明》提到：“一九二三年夏，在莫斯科附近瓦西欽諾村，蘇維埃農場歇伏時，我和陳喬年同志在農事及學習之余，根據法文和俄文開始重新翻譯一遍。國內這十多年來所唱的《國際歌》，就是我們那時候所譯的”。蕭三翻譯的《國際歌》也采用了音譯方式，但將“英德納雄納爾”改為“英特納雄耐爾”，稍作調整。

　　當年，省港大罷工工人高唱《國際歌》進行斗爭；在北伐戰爭中，國民革命軍也傳唱著《國際歌》；1926年11月，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俄國第一本《革命歌集》，其中第一首就是《國際歌》；1927年，毛澤東在武昌農民運動講習所, 把《國際歌》印發給學員作為重要教材。

　　吳石堅介紹，蕭三翻譯的《國際歌》版本后來經過兩次修訂。1939年，著名音樂家呂驥、冼星海、賽克等人參與修訂；1962年，修訂本由中國音樂家協會、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審定。這兩次修訂，僅作個別文字的修改，最終形成定本。 

　　1935年6月18日，年僅36歲的瞿秋白從容走上刑場，他最后一次唱響《國際歌》。“雄壯的國際歌，是這個年輕人革命生涯的序曲，是他革命生涯的陪伴，又是他革命生涯的尾章，更成為日后激勵中國革命志士勇往直前的不朽戰歌。”吳石堅表示。

　　《義勇軍進行曲》深受《國際歌》影響

　　《國際歌》產生于法國巴黎公社革命后，由法國著名革命家鮑狄埃作詞、狄蓋特作曲。這首歌曲對著名音樂家聶耳創作《義勇軍進行曲》產生了積極影響。《義勇軍進行曲》最初是電影《風云兒女》的主題歌，其導演許幸之曾經問過聶耳：“你是不是受了《國際歌》和《馬賽曲》的一些影響？”聶耳坦言：“是受它們一些影響的，不過它比《國際歌》更明快，比《馬賽曲》更激昂。”

　　吳石堅指出，在大革命和抗日戰爭時期，廣東革命音樂崛起。《國際歌》在中共三大首先唱響，《國民革命歌》也在廣州首先唱響，這兩首歌都與法國音樂密切相關。不僅如此，冼星海、馬思聰都是從廣州走出去的著名音樂家，他們曾赴法國學習音樂，回國后積極投身抗日文藝活動。

　　紅色尋蹤

　　十八位烈士畫像展出錚錚誓言猶在耳畔

　　在中共三大會址紀念館二樓，走過《國際歌》展覽區域、代表們熱烈討論的復原場景，來到一處相對獨立的空間，這個空間雖然不大，卻給人一種莊嚴的感覺。這里的墻上，介紹了中共三大代表中的18位烈士，分別是：金佛莊、劉爾崧、鄧培、李大釗、王荷波、張太雷、向警予、朱少連、何孟雄、林育南、蔡和森、劉天章、鄧中夏、阮嘯仙、瞿秋白、陳為人、項英、陳潭秋。

左邊為劉爾崧與阮嘯仙的合照，右邊為向警予的書信

　　駐足在這18位烈士的畫像前，看著畫像上方、烈士們曾經發出的振聾發聵的話語，讓人無比動容：金佛莊“為了革命的勝利，雖赴湯蹈火，在所不辭”；王荷波“為了工人階級革命的勝利，就得犧牲個人的一切”；向警予“要在世界上放一個特別的光明”；朱少連“搞革命，不是為了圖享受”；劉天章“絕不為敵人的威武所屈服，也絕不被他們的利祿所誘”；鄧中夏“骨頭燒成灰還是共產黨員”；阮嘯仙“堅忍卓絕為吾人本色，奮斗犧牲是我輩精神”；瞿秋白“為大家辟一條光明的路”；陳為人“惟愿以樂為苦，以苦為樂，若因困難思退，不待他人譴責，則自當愧死矣”……這些錚錚誓言蘊含的英雄精神是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是中國共產黨人守護初心之魂、堅定理想信念的精神密碼。

中共三大會址紀念館內的墻上，介紹了中共三大代表中的烈士以及他們說過的振聾發聵的話語

　　這18位革命烈士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奮斗征程中，分別犧牲在廣州、北京、上海、南京、武漢等地。犧牲時，他們中有人正處于不惑之年，有人方處于20多歲的青春，他們短暫的生命永遠定格在人生最燦爛的年華。他們為民族的解放、人民的幸福付出一切，在信仰與生命的選擇中作出了可歌可泣的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