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學先驅親手規劃打造華南植物王國穿越戰火護標本 譜寫中國植物志 廣州文化拾遺 1929年，中國現代植物學主要奠基者陳煥鏞院士創建了植物園的前身——國立中山大學農林植物研究所。彼時，中國近代植物學研究幾近空白。陳煥鏞痛下決心：“中國一定要有自己的植物學、自己的植物園、自己的植物研究所、自己的植物志。” 華南植物園熱帶雨林溫室航拍圖 90年過去了，他的愿望已經實現：1929年初建時，植物研究所的標本館僅有9645份標本，如今館藏已超過110萬份；2004年，《中國植物志》歷經四代科學家、耗費近半個世紀編撰完成；每年約200萬人次徜徉在華南植物園，感受陳老與中國植物學先驅們親手規劃、打造的植物王國。 在陳煥鏞之前看中國植物標本要向外國借 7月11日，記者從76歲的華南植物園原第一黨支部書記、研究員陳忠毅和84歲的“中國植物園終身成就獎”獲得者、華南植物園研究員胡啟明的手上，小心翼翼地接過兩本珍貴的書籍——印刷于1934年的《國立中山大學農林植物研究所概況第一次五年報告》和印刷于1948年、由研究所出版的全英文植物學論文專刊《Sunyatsenia》。翻開泛黃的書頁，通過兩位老研究員的口述，我們了解到了華南植物園前世今生的故事。 1915年，出生于香港的陳煥鏞從哈佛大學樹木系畢業，獲得林學碩士學位。那個時候，世界許多著名的植物園都栽培著中國的珍稀植物，中國植物的模式標本大多被保存在外國的標本館內，國內卻缺乏完備的植物園和標本館，以致研究本國植物分類學不得不遠涉重洋到外國去尋找資料、參閱標本，這讓他深感痛心。 盡管導師邀他留校攻讀博士，陳煥鏞還是毅然回國，在隨后10年間踏遍大江南北收集、研究植物標本，填補中國植物分類學的空白，并于1929年在中山大學建立了植物研究所。 陳忠毅告訴記者，植物所建所之初，只有14人，但這14人卻承擔著很重要的基礎任務：中國有多少植物？是什么植物？“我們要把它們分門別類搞清楚了，才能了解中國植物的‘家底’有多少”。 華南植物園科研區的標本館中共有110萬份標本 在陳煥鏞的領導下，全所人員經過幾年的艱苦努力，標本和圖書資料逐漸增多，并逐步建立了標本室、圖書室、植物標本園和實驗室。《第一次五年報告》中的標本增進表顯示，1929年標本館藏僅9645份，次年便近乎倍增至17244份，到1933年，已經增長到60250份。 誓死相守不離半步戰火中守護7萬份標本 這些標本來之不易，更是中國植物分類學的命脈所在。1938年，廣州淪陷，陳煥鏞冒著生命危險，把7萬多份標本全數運到香港，存在九龍碼頭圍道陳家寓所內，并出資設立研究所駐港辦事處。 1941年，日軍侵占香港，植物所駐港辦事處遭到搜查，由于標本、圖書均有國立中山大學標志，被視為“敵產”，辦事處被日軍查封。為了不讓標本落入日軍手中，陳煥鏞誓死相守，不離半步。1942年4月底，陳煥鏞將存港標本運回廣州，安置在康樂廣東大學（原嶺南大學）校園內，直到抗戰勝利，陳煥鏞才“如釋重負”，報請中山大學接收。 對此，在1945年12月31日中山大學農學院長鄧植儀給校長王星拱的報告中提道：“該員忍辱負重，歷盡艱危，完成本校原許之特殊任務——保存該所全部文物，使我國植物學研究得以不墜，且成為我國植物學研究機關唯一復興基礎，厥功甚偉，其心良苦，其志堪嘉。” 館藏最古老標本穿越161年時光 如今，這7萬份在戰火中流連的標本，已收藏在華南植物園科研區的標本館中。這里共有110萬份標本，它們如同書本般被收納在一排又一排手搖滑行的標本柜中。 記者看到，最古老的一份標本，已穿越161年的時光。在泛黃的紙上，它像三朵簡筆而畫的草花，這是遠志科植物Polygala，是標本館從美國交換而來。而最轟動的一份標本，莫過于陳煥鏞與匡可任鑒定的“活化石”銀杉標本。卡片上寫道，該標本是1955年5月16日，廣福林區調查隊在海拔1400米的金竹坪所采，銀杉的枝葉、果子、樹皮各個部位被精心地保存下來。 據了解，銀杉是一種極罕有的孑遺裸子植物，它在地球上其他地區早已滅絕，唯獨生存于中國局部山區。這種瀕危珍稀植物的發現對了解地球歷史，特別是氣候的變化與冰川的進退及其覆蓋地區有科學意義。 “在老所長之前，標本采集和植物志編寫都是西方人的專利，從老所長開始，中國的植物志才由我們中國人自己來發表。世界上沒有的種類，由我們一個個寫下來。”陳忠毅說。 1954年，農林植物研究所改隸中國科學院，同時易名為華南植物研究所（2003年10月更名為中國科學院華南植物園）。1956年，該所在陳煥鏞領導下編著出版了中國第一部比較完整的地方植物志——《廣州植物志》。接著，陳煥鏞主編出版了一部450萬字的《海南植物志》。 2004年，由華南植物研究所主要參與編撰、記載了我國31142種植物、共5000多萬字《中國植物志》編著完成，作為《中國植物志》編撰者之一，胡啟明感嘆道：“中國周邊不少國家的植物志都由英國人、法國人做的，但我們中國的植物志是中國人做的。” 父輩追憶：建園初期全靠人力肩挑手扛 中科院華南植物園實驗室，研究人員手捧培育出的植物。 “活化石”銀杉標本 形態婀娜的熱帶植物。 炮彈果 黃蝦花 離開科研區，記者一行來到華南植物園的植物遷地保護及對外開放園區。4237畝的土地上，仿佛剛剛所見的標本都“活”了起來，濃縮了天地間的所有綠意，吸引著人們一再流連。 園區自1957年啟動建設，1980年向游人開放，最早的門票只需5角錢，幾乎每個廣州街坊都有關于植物園的記憶，或是站在原羊城八景“龍洞琪林”前的合照，或是在溫室里初見滿眼仙人掌的震撼。 據介紹，這座植物王國的選址至規劃，均由陳煥鏞親自主持，并邀請全國植物學家和園林專家共同建園規劃。據說，二沙島也差點成為植物園，最終大家還是看中了火爐山旁的這片廣闊土地。原來，1956年，這里還只是一片點綴著零星灌木的荒地。一位工作人員聽她同在植物園工作的父母說，建園初期全靠人力肩挑手扛，經過60多年的精心培育，今天的華南植物園已逐步成為我國最大的南亞熱帶植物園。 記者在植物園的網站上找到了1959年華南植物園規劃設計初步方案，這也是中國最早的現代植物園規劃方案之一，包含苗圃和試驗區及展覽園地兩個區域，展覽園地又分為棕櫚植物區、遺存植物區、植被類型區等，與今天38個專類園區規劃脈絡一致。“這份規劃深深地影響了后來植物園的發展，前輩們的設計理念和高瞻遠矚的目光，直到今天仍然不過時。” 如果說“龍洞琪林”是讓上一輩游客難忘的美景，那么如同“四朵漂在水上的木棉花”的溫室群景區就是年輕一代更喜歡的“網紅打卡地”。提著自拍三腳架和相機而來的夏小姐告訴記者，華南植物園是廣州拍照熱門地，其中，溫室群景區的沙漠植物室，以300多種仙人掌類和多漿類植物構成的異域風情吸引了最多人打卡拍照。 如果僅為美景流連，植物園是否就成了公園，起不到科普的作用？夏小姐說不會，她留意到，這里每棵植物都有一張二維碼身份證，掃一掃就知道植物的資料和小趣聞。“來了才知道，湖邊那片‘童話森林’是落羽杉，大草坪上那棵出鏡率很高的矮樹是來自墨西哥的叉葉木。” 木蘭園創始人走遍云南尋獲大果木蓮 相比網紅的溫室群景區，游人可能很容易錯過木蘭園、叢生竹園和姜園。實際上，這三個園區面積之大、收集種類之豐富、研究水平之高均居世界前列，尤其是木蘭園。 據了解，全世界有木蘭科植物16屬270余種，但由于歷代的戰亂及亂砍濫伐的破壞，很多品種已瀕臨滅絕，極其珍稀。華南植物園的木蘭園收集了木蘭科植物約11屬150種，保存有華蓋木、觀光木、蓋裂木、煥鏞木、鵝掌楸、合果木、大果木蓮等珍稀瀕危植物，是目前世界上收集木蘭科植物種類最多的種質保存基地之一，被命名為“世界木蘭中心”。這一稱號來之不易，園里幾乎每一棵奇花異樹都有一段歷史，都凝結著一段傳奇。 從陳忠毅的口中，記者聽到了木蘭園的創始人劉玉壺的冒險故事。1982年秋，年近七旬的劉玉壺為找尋一種珍稀木蘭——大果木蓮，走遍了云南文山州八縣。最終，經過17．5公里的崎嶇山路，他終于找到一棵高達20米的大果木蓮。為了確認木蘭科華蓋木這個新屬，他千里迢迢跑到云南西疇縣法斗鄉，40米高的大樹無法攀爬，只好“請民兵營的神槍手用步槍打下幾段帶花的枝條”。 在標本館，記者偶遇了植物分類研究組首席研究員夏念和，從他黝黑的皮膚上，就可以看出多年的野外考察經驗。他告訴記者，即使是一種植物，野外考察往往也不能只去一次，“為了等開花，一年去好幾回”。在野外考察中，被大蚊子與旱螞蟥咬得疤痕累累，涉水步行、砍竹子鋪地上睡覺也是常事，“就像逃荒者一樣”。但這些付出都獲得了回報，夏念和在園里最愛去的地方是華南珍稀瀕危植物繁育中心，“看看自己拿回來的東西長得怎樣啦”。 老研究員胡啟明告訴記者，有人曾說植物園應該是珍稀植物的“避難所”，但他不同意這個說法。“好的植物園，不僅應該保存、研究這些植物，還應該拯救這些植物，讓它們最終能回歸自然、重新繁盛。這也是華南植物園的使命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