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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院薈萃群賢畢至 嶺南文脈綿延賡續(x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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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2-10-12
  • 來源:廣州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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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文人學者開館授徒薪火相傳 清代廣州書院規(guī)模達至頂峰

  書院,是中國古代教育體系中有別于官學的另一個教育系統(tǒng),它集藏書、修書、讀書為一體,既是教育場所,又是研究學術、普及文化、宣揚教化的重要陣地。廣州書院始于南宋,興盛于明代,在晚清達到了高峰,書院數(shù)量居全國首位。崔與之創(chuàng)建嶺南學術史上第一個重要流派,陳白沙公車巡城、萬人空巷,湛若水在講壇上氣宇軒昂,梁啟超在越秀山上縱論古今……歷代文人學者開館授徒,薪火相傳,才有明、清嶺南文化聞名天下,影響深遠,讓廣州文脈千年傳承不絕。

  溯至南宋

  人道菊坡新醞美,把一觴,滿酌歌難老。——宋·崔與之

  南宋廣州有多家書院 唯玉巖書院留存至今

  書院之名始于唐代,但那時的書院并不是學校。718年唐玄宗在洛陽創(chuàng)建的麗正書院號稱中國第一所官方書院,就是一所修書機構,而不是教育機構。

位于蘿峰山的玉巖書院始建于南宋

  而說起嶺南“書院”的文脈淵源,出自廣東的東漢經學家陳元是一個極其重要的人物。他被譽為“嶺海儒宗”,首開嶺南人辦學之風,當時廣州有兩處早期嶺南“書院”,具有后世書院的雛形。

  禺山書院緊鄰廣府學宮

  為最早有史可載之書院

  北宋年間,廣府學宮始建,被譽為“嶺南第一儒林”。從宋代開始,以廣州府學為發(fā)軔,辦學之風吹遍嶺南,大量私學涌現(xiàn)。人們意識到,官學這個與科舉配套的人才選拔機構,并不足以興文教,還要有另一套系統(tǒng),在名師大儒的主持下,通過講學啟智,傳授治術,教養(yǎng)人才,才能裨補官學“課而不教”之不足。

  南宋期間,廣州至少有四所書院,即禺山書院、番山書院、蘿坑精舍(即玉巖書院)、濂溪書院。如果再加上建院時間尚存疑的菊坡書院,則起碼有五所。

玉巖書院

  據(jù)志書記載,禺山書院創(chuàng)建于南宋嘉定年間(1208~1224年),是廣州第一所有文字記載的書院。禺山書院有此聲名,也反映出主辦者的慧眼:向南400米是廣府學宮,向東500米是番禺學宮,形成廣州歷史上最早的一個文教區(qū)。禺山書院原址約在今廣州城隍廟西側,歷宋、元、明三朝,毀于明末。

  禺山書院到底由誰創(chuàng)建?方志對此無記載,只稱“梁百揆(南宋嶺南大儒)講學于此”。出生于海南瓊山(今海口市)的明代名臣海瑞曾就讀于禺山書院,他盛贊梁百揆為“端懿先生”。

  崔與之創(chuàng)建菊坡書院

  濂溪書院紀念周敦頤

  在禺山書院開辦前后,南宋名臣崔與之辭官歸里。崔與之所創(chuàng)立的“菊坡學派”是嶺南學術史上第一個重要流派。他還開一代詞風,在嶺南影響尤大,其《水調歌頭·題劍閣》是傳世名作。

  崔與之是廣州增城人。傳說崔與之退隱家鄉(xiāng)后,宋理宗將增城鳳凰山賜給他,并御筆親書“菊坡”二字,崔與之便在此創(chuàng)建菊坡書院。但這所書院具體在哪一年創(chuàng)建,至今仍是個謎。

  據(jù)《儒林芳草廣州書院史話》記載,禺山書院開辦的第二年,崔與之的學生李昴英成為廣東歷史上第一個探花。他曾在文溪邊筑室定居(今長塘街李家巷),與禺山書院只隔一箭之地。

  今日車水馬龍的西湖路,在宋代是煙波浩渺的西湖。湖畔大儒往來,衣袂翩然。理學創(chuàng)始人周敦頤兩度在廣東任職,就住在西湖藥洲。周敦頤去世后,人們立祠奉祀,在春風橋北筑景濂堂。1244年,廣東經略安撫使方大琮利用州學的部分建筑,改建為番山書院,把景濂堂建成濂溪書院,并請李昴英推薦首席教座。南宋理學傳人簡克己、陳去華等都曾在廣州講學。根據(jù)群儒畢集的盛況,可推斷當時廣州的書院不止五家,可惜因無文字記載,那些桃李春風的故事已消散在歷史的長河中。

  從蘿崗香雪公園穿過一條荔枝林密蓋的小路,沿著數(shù)十級古樸的石階而上,盡頭處便是南宋唯一留存至今的玉巖書院。玉巖書院的創(chuàng)辦者鐘玉巖亦是南宋重臣,同崔與之相交甚厚。他早年在父親鐘遂和創(chuàng)辦的種德庵讀書,晚年辭官歸故里,在原來種德庵旁修筑“蘿坑精舍”,開館授徒。到了元代,其后人鐘復昌擴建書院,并更名為“玉巖書院”。

  盛于明清

  今日勝元日,江天乍放晴。呼瓶汲井水,煮茗待門生。——明·陳獻章

  明代“嶺學”登上中國文化舞臺中心

  元朝時期,廣州的文教遭遇低谷。元朝中斷科舉幾十年,直到元仁宗皇慶二年(1313年),朝廷重新為科舉考試定制。元代,創(chuàng)辦書院要走極其繁復的審批手續(xù),順利的也要五到十年,廣州遠離大都,公文往返更加困難。終元一代,廣州連一所新創(chuàng)辦的書院都沒有。

  明代初期,府、州、縣都辦起官學,而書院的發(fā)展則陷于停滯。在明朝建立后的137年中,除了在藥洲被重建的濂溪書院(在元末被毀)外,僅有一所新書院開張,就是明正統(tǒng)二年(1437年)開辦的崇正書院。明代中后期,書院逐漸承擔了培養(yǎng)科舉人才的重任。

  陳獻章開明代心學先河

  王陽明到廣州拜訪知音

  明代中葉以后,隨著經濟中心的南移,學術中心也逐漸南移,也就在此時,廣東出現(xiàn)了一位文化巨擘——陳獻章。陳獻章提出“學貴知疑”教育理論,強調“提出問題”之于學習與成長的重要意義,打破了程朱理學沉悶和僵化的模式,開啟明代心學先河。

  陳獻章還開創(chuàng)了明代性靈詩派,正因他的出現(xiàn),嶺南文化登上了中國文化舞臺的中心。明代大儒湛若水在29歲時投其門下,成為陳獻章首席大弟子,以“隨處體認天理”為宗,主張“格物為體認天理”與“為學先須認仁,仁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的理念,創(chuàng)立了“甘泉學派”,成理學的一大門派。“甘泉學派”與王陽明的“陽明學”被時人并稱為“王湛之學”。湛若水與王陽明兩位心學大師還是至交好友,他們一見如故,惺惺相惜。相交幾十年,書信來往和詩歌唱和極多。王陽明曾于1528年來增城,參觀明誠書院,又拜訪湛若水寓所,寫下《題甘泉居》《書泉翁壁》兩詩。當時,湛若水仍在南京任職,彼此未能相見。“落落千百載,人生幾知音?”“徘徊欲移家,山南尚堪屋。渴飲甘泉泉,饑餐菊坡菊。”詩中所寫表達了對老朋友的思念,以及希望再與湛若水比鄰而居的心愿。

  湛若水創(chuàng)建書院數(shù)十間

  講學講到九十五歲高齡

  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75歲的湛若水回到廣州的湛家園(今法政路),嶺南儒林為之轟動。御史洪垣剛好巡按廣東,他興建天關精舍,并恭請湛若水主持講學。湛若水往生徒們面前一站,大家都屏息靜氣,被他的雍雅風度儀容與談吐鎮(zhèn)住了。時人描述他的模樣,說其“凜凜有如天神”。

湛若水像

  湛若水辦學之熱心,簡直到了癡迷的程度。他幾乎每到一處都要辦書院,據(jù)屈大均《廣東新語》記載,湛若水一生共建了33所書院,光自己的家鄉(xiāng)增城境內就有4所:甘泉書院、讀崗書院、蓮洞書院、明誠書院。只要有人想學,他就一定施教,門生弟子多達3900多人,既講學提升理論基礎,又鼓勵學生應舉。湛若水活到95歲高齡,謝世前半月,他還在廣州的禺山精舍講學。湛若水門下不乏耄耋老人。當年,數(shù)位或年過七旬、八旬,或已百歲的老者慕名而來,拜在湛氏門下。一時間,師生弟子皓首研學,傳為儒林美談。這段著名的“天關六皓”佳話,被屈大均錄入《廣東新語》。

  廣東書院數(shù)量后來居上躍居全國第三,作為心學集大成者、教育家的湛若水,地位超拔。天關精舍是明代廣州書院中一顆最明亮的星辰,在湛若水身后,它依然長久地被嶺南士大夫奉為精神家園。清代道光年間,一批名重當時的大儒——張維屏、黃培芳、譚瑩、陳澧等人還定期在天關精舍聚會,他們都把在湛若水的鳣座前交流學問,視作一種精神的洗禮。

  清代廣州書院全國最多 滿足學子不同文化需求

  清代初期,朝廷禁止民間創(chuàng)辦書院,廣州城內的書院、學宮幾乎全部荒廢,或做了馬廄,或做了兵營。從康熙后期開始,廣東的社會經濟得到恢復和發(fā)展。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實行廣州“一口通商”之后,廣州獨享外貿特權,經濟富庶,被譽為“天子南庫”。清皇朝此時已重視科舉取士,雍正十一年(1733年)以后,政府確認書院是“興賢育才之一道也”,制定了由官府撥給經費于各省省會設立書院的制度。

  規(guī)模漸達頂峰

  構成層級書院教育網絡

  1733年,清廷給全國23所書院各賜金一千兩。由兩廣總督趙宏燦等捐建、創(chuàng)辦于清朝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的粵秀書院享此殊榮。因為官方的大力支持,粵秀書院迅速成為全省文化教育重心(原址位于現(xiàn)北京路書院街正南門內鹽司街原鹽司舊署之地,今已不存在)。

  隨著經濟文化發(fā)展,清代兩廣參加科舉走上仕途的人日漸增多,廣東貢院共計選拔7000多名舉人,廣州書院建設規(guī)模逐漸達到歷史頂峰,數(shù)量位居全國之首。當時的廣東提督學政署(位于今越秀區(qū)藥洲遺址)主管全省文教,職能類似于現(xiàn)在的教育廳。提督學政署周邊(今中山五路以南,西湖路以北的大馬站、小馬站、流水井)分布了三個學宮、五所省級書院、一所府級書院、兩所縣級書院以及大量的民間宗族書院,構成了一個層級書院教育網絡。其中,有的是官辦的;有的是“私營”的;有的聘請大儒講課;有的不過為宗族子弟進城趕考提供一個歇腳與溫習功課的地方……不過,就算書院的名堂再多,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圍著科舉考試這根指揮棒轉,期盼走出幾個“一舉成名天下知”的科場贏家。

  中國早期書院追求山野林泉幽勝之地。書院的主講不稱“院長”,而稱“山長”“洞主”。清代廣州書院出現(xiàn)了明顯的城市化傾向。如果我們縱覽清代廣州書院的格局,可以發(fā)現(xiàn)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清代廣州官辦書院主要分布在今越秀山和中山路一帶。

  商人出資辦書院

  越華書院躋身三大省級書院

  在清代書院大發(fā)展的潮流中,官方力量和社會力量都很活躍,特別是資財雄厚的商人群體。在商賈云集的廣州西關,狀元梁耀樞、榜眼譚宗浚、探花李文田的府邸與當時十三行大富商隔巷而望。商人地位低下,出資興辦書院,熱盼子弟中舉。在廣州著名書院中,越華書院是最具代表性的此類書院,其興衰也與此密切相關。

  康熙六十年(1721年),廣東設立商籍學額,專為鹽商子弟入試科舉。越華書院于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由鹽運使范時紀和眾鹽商集資購宅創(chuàng)建,以培育“處則抱真學問,出則有真經濟”的真人才為教育目標。開辦之后,歷任督、撫以及名師大儒輪番在此講課,書院的名聲漸漸傳了出去,與附近的粵秀書院及肇慶的端溪書院齊名,成為廣東三大省級書院之一。最初入學之30人均出自鹽商之家,之后,越華書院的招收對象開放為商民兩者。招生考試是在今文明路一帶的貢院里進行的。從早晨6時開始,得整整考足一天,到傍晚6時考生才能離場。按照考試成績不同,書院學生分為三等,成績最好的稱為正課生,不但食宿全免,每年還有20多兩銀子的生活補貼(當時稱為膏火銀),幾乎相當于一個中等人家一年的收入;成績次一等的稱為外課生,也是食宿全免,每個月有10兩銀子的補貼;成績最差的相當于旁聽生,既沒生活補貼,也沒有免費吃住。世稱“九江先生”的名儒朱次琦、“東塾先生”陳澧都曾入讀越華書院。前者門人有康有為、簡朝亮等知名人物,后者后受聘為學海堂學長、菊坡精舍山長,提倡樸學,造就了“東塾學派”。清代詞壇“粵東三家”之一葉衍蘭也曾主講于此。

  鴉片戰(zhàn)爭后,越華書院大不如前。其地位漸被學海堂、菊坡精舍、應元書院取代。1903年,越華書院廢止,校舍改由廣州府立中學堂使用,今日越華路附近廣中路的地名即由此而來。20世紀30年代,官方在這里開修馬路,順理成章命名為越華路。

  數(shù)百家宗祠書院成奇觀

  形成罕見書院群

  清朝中后期,省內各宗族紛紛在省城建造宗祠書院,作為本族子弟或合族子弟進修、應試之所。“龍藏流水井,馬站清水橋”,這副對聯(lián)巧妙地鑲嵌了教育路附近的幾個地名:龍藏街,流水井,大、小馬站……這幾條街巷組成的約三平方公里的區(qū)域內云集了數(shù)百家以姓氏命名的書院,形成了全國罕見的書院群。

  位于越秀區(qū)西湖路流水井29號的嶺南金融博物館館址就是當年的廬江書院,又稱何家祠。合族祠“書院”中最負盛名者要數(shù)陳氏書院,又稱陳家祠(現(xiàn)為廣東民間工藝博物館)。“陳氏書院雖然不能算是讀書課試的宗族學校,但創(chuàng)辦者極其重視士紳之身份,從書院懸掛的對聯(lián)里可以感受到濃濃的勸諭、鼓舞族內子弟發(fā)奮讀書的氣氛。” 廣東民間工藝博物館館長黃海妍說。

  宗祠書院“既是祠堂又是書院”,帶有更多宗族互助的樸素愿望,同時也與廣州發(fā)達的商業(yè)網絡、商業(yè)精神息息相關。

  近代革新

  古來世運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學。——清·張之洞

  廣雅書院具近代化學堂雛形 萬木草堂致力傳播科技新知

  清代后期,廣東書院的發(fā)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阮元以他在浙江創(chuàng)立的詁經精舍為藍本,在廣東創(chuàng)建了學海堂。學海堂以教授經史古文為主,提倡實學,廢除章句課試。其后,菊坡精舍、研經書院、崇實書院等相繼創(chuàng)立,都以教授經史古文為主,使清前期書院只重八股章句、不做學問的風氣得到改變,廣東的學術得到了發(fā)展提高。

  后來西學漸進,萬木草堂講學,崇尚今文,兼治西學;張之洞開創(chuàng)廣雅書院,分為經、史、理、文四科,使書院制度更進一步。

  廣雅書院為書院改成學堂做鋪墊

  1883年,洋務派代表人物張之洞南下廣州任兩廣總督。赴任后,張之洞決定創(chuàng)辦一所有別于傳統(tǒng)的新型學院,培養(yǎng)適應嶺南洋務運動需要的新型人才。

  張之洞提出,院址應“山水幽勝,去省亦不甚遠,在不喧不寂之間”。1888年,他在“省城西北五里源頭鄉(xiāng)”(現(xiàn)廣雅中學校址)創(chuàng)辦廣雅書院。“廣雅”兩字,按照首任“山長”(院長)梁鼎芬的解釋為“廣者大也,雅者正也”,強調要培養(yǎng)“知識廣博,品行雅正”的人才。

廣雅中學內古色古香的冠冕樓,是廣雅書院遺跡

  廣雅書院課程內容有別于傳統(tǒng)。在廣雅書院的教學內容中,西學的比例不小。課程分為經學、史學、理學、文學4門,學生可根據(jù)自己的興趣愛好自由選擇課程。

  那個年代,廣雅書院就已開始向學生講授化學、光學、西醫(yī)、鐵路、經濟等內容。戊戌變法后,廣雅書院增設西學課程,廣雅書院冠冕樓的圖書涵蓋中西,為全省藏書最多之所。

  廣雅書院制訂的《廣雅書院學規(guī)》共27條,要求學生“先行后文”“學求致用”“各立課程日記”“有得即記”等,是廣東最早出現(xiàn)而又比較完備的學規(guī)。從其中可見,廣雅書院的管理與當時新式的西洋學堂已有接軌,具備了近代化學堂的雛形,為后來書院改為學堂做了鋪墊。

  萬木草堂提出德智體全面發(fā)展

  1891年,康有為租用位于今廣州市越秀區(qū)長興里3號的邱氏書室創(chuàng)辦長興學舍,后因以樹木喻人,培養(yǎng)大量維新人才,學舍更名為萬木草堂,被視為戊戌變法的策源地。

  康有為將辦學當成革新的一種形式,自立規(guī)程和教學內容。在招生上,萬木草堂不采用入學考試,而是通過康有為逐一面試,對求學者的志氣、品格、學問等進行甄別,判斷其有志于追隨維新事業(yè)后,方收入門下。

走進萬木草堂,可以一窺當年書院的模樣

  30多歲的康有為總是挺著脊背坐在講堂上鏗鏘講學,講學時沒有課本,不寫講義,講臺上除了茶壺茶杯,別無他物。他親手制定了《長興學記》作為校規(guī),分“學綱”“學科”“科外學科”三方面,從而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學生德、智、體全面發(fā)展的教育思想。康有為引導學生學習近代自然科學知識和思想方法,并對我國古代學術思想嘗試作新的評述,逐漸形成萬木草堂特有的優(yōu)良學風,即關心時事、獨立思考和互相啟發(fā)。在體育方面,康有為也有所創(chuàng)新。他把體育與習禮結合起來,還舉行兵操和射擊練習。萬木草堂的教學管理模式名為“學長制”,由康有為挑選學生擔任學長,組織學習以及日常事務管理,可謂學生自治管理的雛形。

  可以說,萬木草堂是具有承上啟下、繼往開來作用的教育機構形態(tài)。從這里走出去的梁啟超、韓文舉、徐勤、麥孟華、龍澤厚、葉覺邁等,后來都成長為維新運動的健將。“這一新學派的崛起,對中國學術文化的推動力,其流風遺韻整整影響了一代人的思想和文風。”有研究者這樣感嘆。

  書院余香留廣州 嶺南文脈代代傳

  今日余香

  廣州好,人物競風流。五子三家留傲骨,海山岳雪剩荒邱。今日勝前儔。——朱光

  1901年,清政府下令全國停辦書院,改書院為學堂。1905年,科舉制度被廢除,全國各級書院逐漸被新式學堂取代。廣州的書院也逐漸改為學堂。科舉時代廣州書院的歷史巨著合上,不過,墨香繚繞的書院痕跡并未在時代的風雨中被沖刷得無影無蹤。今天的廣州仍有書院余香,裊裊不散。

  書院變身校園育新蕾 依然繼承古書院精神

  1903年,廣雅書院改為兩廣高等學堂,辛亥革命后改為廣東省第一中學,1928年至1929年,梁漱溟擔任校長,他將廣雅精神提煉為“務本求實”四個字。1935年,學校更名為廣東省立廣雅中學。今天,廣雅中學是全省中學中唯一的省級文物保護單位。楊匏安、李耀先、譚天度等都曾就讀于廣雅中學,廣雅中學也被稱為“中國近現(xiàn)代教育史活的見證”,更被譽為 “制造民族革命戰(zhàn)士的大工廠”。

  如今,廣雅中學依然倡導“廣者大也,雅者正也”的教書育人理念。校園里保存著張之洞書《許君說文解字序》、吳大澄書《鄭君六藝論》、李文田書《朱子白鹿洞書院學規(guī)》、汪鳴鑾書《程子四箴》《廣雅書院學規(guī)》等清代碑刻,訴說著這所名校的故事。

  1947年,廣州市第二中學復辦時遷入學海堂書院、菊坡精舍與應元書院舊址辦學。應元書院的位置就在今市二中校園。市二中正門的登山梯級正是當年應元書院從大門至樂育堂梯級的遺制。

  昔日的豫章書院是廣東各縣羅姓族人到廣州參加科舉考試的邸舍。豫章書院的建筑在新中國成立后成為真光中學校舍的一部分,也曾用作教師宿舍。2002年,豫章書院建筑經過修葺后,變身學校的圖書館。負責老師涂瑞霞說,書院變身“最美圖書館”,延續(xù)著昔日的文教功能,也培育出新的花蕾。

  除了豫章書院,位于解放中路東側的師好巷周邊有眾多祠堂書院,道南書院、三槐書院、文昌祠書院……如今,這里依舊校園環(huán)繞,書香濃濃。

  書院里邊開起博物館 清雅詩韻再現(xiàn)越秀山

  位于西湖路流水井29號的廬江書院如今變身金融文化新陣地——華南地區(qū)首家綜合性金融博物館。穿行在展廳中,時時可見陽光從天井中灑下,連通各處的廊廡延伸出精巧變化的行進線。置身其中,與外面喧囂的北京路仿若兩個天地。

  陳氏書院至今得以完好保留,不但被辟為廣東民間工藝博物館,還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它是人們觀賞廣東民間手工藝品最佳的集中地之一,幾乎收藏了廣東民間手工藝品的整個譜系。

  萬木草堂作為清末維新運動的思想發(fā)源地之一,在建構起獨特的學術、文化生態(tài)的同時也豐富了城市記憶,為廣州留下了獨一無二的文化遺產。2019年10月,萬木草堂被評為第八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今天,萬木草堂已經成為 “國家4A級旅游景區(qū)-北京路文化旅游區(qū)”旅游線路的第一站,與城隍廟、南越國宮署遺址、老字號一條街、千年古道、拱北樓遺址、大佛寺、西漢水閘、藥洲、廬江書院等景點整合、串聯(lián)成“S”形的北京路文化旅游區(qū)精品旅游路線。

  綠意盎然的越秀山上又掛起了“粵秀書院”的門牌。黃瓦飛檐下是清雅的小院與蓮池。院長瞿匯泉與幾位合作者于2013年7月復建粵秀書院,這也是廣東省民政廳首家批復成立的書院。他告訴記者,書院先后舉辦了1000多場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公益講座及課程。“這是一個有著300多年歷史的文化品牌,在今天的社會環(huán)境中發(fā)揮它的文化精神,傳承文脈,弘揚文風,當是我們的責任。”

  牌坊悄藏昔日盛景 十里梅林可聞墨香

  穿過流水井牌坊,走進廣州書院文化街,會看到幾座古色古香的書院牌坊。流水井,大、小馬站一帶現(xiàn)存的書院有7間,包括流水井兩側的廬江書院、考亭書院、冠英家塾,小馬站的濂溪書院、見大書院、曾家祠,起義路青云書院。麻石街道、錯落的典雅老屋與門匾上印刻的“書院”字跡為古樸的街巷增添了幾分書香。大部分書院如今已物是人非,唯有門匾上的斑駁字跡與斷續(xù)的麻石墻角訴說著往日故事。考亭書院現(xiàn)存建筑僅余奎樓,大門建在奎樓下,門上石扁刻有“考亭書院”四字,與現(xiàn)存建陽的宋理宗所書“考亭書院”石坊(明代嘉靖年間建)字跡相同。門檐后是奎樓,三樓有耳窗,窗上小石碑刻有“奎閣”二字,取意中魁入(內)閣。

  玉巖書院所在的蘿峰山下就是“十里梅花渾似雪”的蘿崗香雪公園。一座書院,十里梅林,兩者相得益彰。古時眾多文人雅士慕名而來,韓愈、朱熹、海瑞、鄭板橋等都留下墨寶,值得后人細細玩味。

  2016年,考古工作者根據(jù)文獻記載,在增城南香山東南麓的半山腰挖掘出湛若水在家鄉(xiāng)所建的蓮花書院(即文獻記載的蓮洞書院)遺址。對蓮花書院遺址開展保護利用的相關工程正在緊鑼密鼓進行中。不久的將來,公眾將有機會走進這座明代嶺南地區(qū)保存最完好的書院遺址。

蓮花書院遺址

  書院作為一種活態(tài)化的文化形態(tài),日益融入現(xiàn)代教育。書院往事已遠,但文教之風依然吹拂羊城,在越秀山麓、在博物館、在校園、在圖書館,嶺南文脈傳承不絕。

  古廣州知名書院

  禺山書院

  玉巖書院

  天關精舍

  越華書院

  應元書院

  已成校園

  廣雅書院

  應元書院

  菊坡精舍

  豫章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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