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船往何去?廣彩廣繡走四方
珠江,越六省貫五嶺,匯千渠集萬溪,浩浩蕩蕩地奔赴南海。
抬眼望,珠江水滋養著豐腴的南粵大地,造就出嶺南文化的基本形態;觀微處,珠江水也浸潤著市井百態,映照出花城煙火,形塑出廣州人的特質稟賦。
有水就有船。記者連日走訪發現,嶺南文化與珠江水、與江上船密不可分。紅船沿珠江內河穿梭,滿載悠揚粵韻;貿易商船順珠江向海,讓“南粵風”吹向世界;華僑登船而歸,讓嶺南文化既“采中原之精粹”,又“納四海之新風”。連日來,記者跟隨嶺南文化傳播的足跡,串起這首吟唱千百年的“珠水船歌”。
漫步粵劇博物館
粵劇戲班沿江巡演 生活出行皆在紅船
“一灣溪水綠,兩岸荔枝紅”,荔灣區是嶺南文化最集中、最具代表性的地區之一。清中葉以后,廣州成為“一口通商”口岸城市,活躍的經濟活動也成就了生機勃勃的文化盛景,用清代文人熊景星的話來說:“紅云十里,八橋畫舫,游人萃焉”。
當年粵劇戲班就坐著紅船,順著珠江巡演,將嶺南文化傳至各地。
如今,這幅勝景已在荔枝灣畔重現。近日,記者穿過古樸騎樓、小橋流水,步入位于恩寧路的粵劇藝術博物館,未踏出曲廊月門,已聽到從廣福臺傳來的聲聲粵韻。走近一看,登臺亮相的還是粵劇小演員。在廣福臺的斜對岸,一艘用紅色花崗巖雕刻的“紅船舫” 停泊在晚沙湖邊,船頭與廣福臺相望,重塑了“小花旦”“小小生”的前輩們當年搭紅船四處登臺演出的場景。
嶺南文化與珠江密不可分,粵劇博物館的畫舫重現了當年“紅云十里,八橋畫舫”的景象。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因為兩廣(廣東廣西)陸地交通不及河道,而粵劇戲班常在珠江三角洲及廣州沿河一帶巡回演出,為方便行程,早年本地戲班生活居住在船上。船的外部漆上紅色,所以稱為紅船。當時的戲班也叫做‘紅船班’,粵劇藝人則稱為‘紅船子弟’。”講解員介紹道,“不過,紅船只是戲班生活的地方,演出并不在船上。戲班在停好船之后,登岸搭棚唱戲。”
博物館的室內展廳里還有另外一條“紅船”——展覽團隊重新研究了紅船的歷史與構造,定做了一條約5米長的紅木紅船,更細致地重現了紅船子弟的生活。“紅船其實分成‘天艇’和‘地艇’,天艇上的是文戲班,地艇上的是武戲班。”講解員說。
展廳內的紅船顯然是一艘“地艇”。這是一艘頭低尾翹的平底淺船,寬闊的船頭甲板上,兩位“紅船子弟”正用木人樁練功,船身上覆卷棚式竹篷而成船艙,單桅揚帆,紅旗獵獵,船艙、柵欄均漆上鮮艷的紅色。“讓岸上的人遠遠看到紅船,就知道粵劇戲班來了。”
記者了解到,為方便在珠江水網上穿行,紅船體積不大,長和寬分別在 18至25.3米和3至5.7米之間,所以船上的居住環境相當逼仄。展廳展示了一張十九世紀末紅船內部位置圖,圖上有四行小方格。“這些小方格就是床位了。當時不論身份、名氣的大小,一律抓鬮分配床位,抓到一次管一年,一年之后再換。”講解員說。
回溯粵劇的誕生與發展,“采中原之精粹”的嶺南文化特質尤為凸顯。講解員介紹,明代成化年間(1465-1487),廣州地區民間流行戲曲,外來戲班演出頻繁,并有眾多本地子弟參與演唱,孕育了粵劇的種子。“廣州是代表嶺南的重要地區,對外來戲曲持開放態度。在千百年間的互相磨合、互相影響下,逐漸形成今天的粵劇。”廣東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徐家鳳曾這樣分析。
清代乾隆年間,“一口通商”政策促成了廣州商業貿易的極度繁榮,徽、贛、蘇、湘、豫、桂六地的戲班云集廣州,極大豐富了粵劇的發展。例如在粵曲小調和牌子中,“首板”仿自秦腔起板,“反線二黃”仿自漢劇,“今天粵劇的唱腔變化甚多,堪稱全國之冠,說明嶺南人樂于且善于吸收外來文化以充實自己。”徐家鳳有感而道。
探秘十三行博物館
外貿船曾林立珠江 “南粵風”吹向世界
離開粵劇藝術博物館,沿著恩寧路向東走到上下九路,再步向南面,沒多久便到了位于文化公園的廣州十三行博物館。前述清代乾隆年間的“一口通商”政策,即只保留廣州十三行與歐美各國進行貿易,這把廣州在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地位推上歷史高峰。數不盡的大船小艇在珠江上“桅檣如林”,繼而把“南粵風”“中國風”吹向世界。
1739年從瑞典首航遠渡駛赴廣州十三行的“哥德堡號”,1784年首航來穗、首艘來華美國商船“中國皇后號”,船身前部繪有一雙大眼睛俗稱“大眼雞”的“豐晉行”名下廣式商船“三益號”……剛步入博物館,記者就能看到由多艘船模組成、重現鼎盛時期的“珠江帆影”。這是當年商貿興盛的一個縮影——據資料顯示,僅1749年到1838年間,就有5390多艘來自葡萄牙、西班牙、美國、英國等國家與地區的商船前來貿易。
廣彩大碗,為當時來廣州的外國人定制,內壁書有英文“DARLING ELIZABETH”,這些藏品都見證著嶺南文化向海外輻射、又廣納海外文化精華融會貫通的特點。
博物館講解員介紹說,作為1757年至1842年清政府唯一對歐美通商的地方,大量的茶葉、絲綢、瓷器從此處銷往世界各地,大量白銀經粵海關流入中國,客觀上使廣州成為中國與西方國家經濟、政治、文化交往的窗口。
其中,廣繡、廣彩瓷是東西方文明交匯的典型案例。“清代中國陶瓷受到歐美上流社會的普遍喜愛,中國名瓷大量出口。同時,為了適應西方的審美情趣,在廣州繪制加工的廣彩瓷器器型、紋飾、色彩隨潮流而變,風靡歐美。”講解員說。如今,在博物館,人們能看到繪有“DARLING ELIZABETH(親愛的伊麗莎白)”、“1757”年號標識和外商船員與愛人惜別與重逢圖案的廣彩洋人遠航圖大碗,裝有歐式洛可可風格卷葉紋裝飾的廣彩鑲銅蓋瓶,繪有十三行港口風景圖的“熱銷紀念品”廣彩杯、碟等,都是這種文化融合的見證。
“十三行文化創造了一個輝煌的時代,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世界歷史進程。”暨南大學澳門研究院院長、教授葉農曾這樣感慨說。
記者從博物館了解到,當時,不少西方學者隨著外國商船來到廣州,回到歐洲后掀起了漢學熱潮。例如1671年,一位在廣州經商的法國人將中醫脈學著作《脈經》翻譯成法文;1732年,法國漢學家馬若瑟在廣州把《趙氏孤兒》譯成了法文,1755年伏爾泰將其改編成劇本《中國孤兒》并在巴黎公演,引起轟動。
廣州十三行也為世界經濟制度的發展帶來了積極影響。據廣州大學十三行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王元林介紹,十三行有一條保商制度:外國商船來華進行諸多事務,要由行商擔保。行商負有諸多責任,且不得欠外商債務。一旦行商因欠洋商債務而破產,其他行商要負責攤賠。“這種‘連坐’擔保制度,后來成為美國銀行業存款保險制度的重要借鑒。”王元林說。
“十三行的歷史展現了廣州人誠信務實、開拓包容、敢為人先的精神。這種氛圍也留在了這方土地上。1951年,在十三行遺址、現在的廣州文化公園舉辦的‘華南土特產展覽交流大會’成為‘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的前身。”講解員說。
“洋船爭出是官商,十字門開向二洋。五絲八絲廣緞好,銀錢堆滿十三行。”清初詩人屈大均的詩句道出了十三行的繁榮,而這何嘗不是對這座千年商都、文化名城向海長興的期盼?
感受華僑博物館
游子乘船出海 融通東西文化
步出廣州十三行博物館,記者一路沿江向東走,粵海關博物館、郵政博覽館、南方大廈、新華大酒店、愛群大廈……這些西洋風格和嶺南特色完美融合的建筑,曾組成珠江岸畔最矚目的天際線。一直走到海珠廣場,華南地區最早的火力發電廠——五仙門發電廠的百年老建筑,如今已成為廣州華僑博物館。
文化由人創造,而人又是文化的載體。嶺南文化得以“納四海之新風”,離不開華人華僑巨大的貢獻。隨著講解員的一一介紹,記者在博物館重溫了他們的故事:
從廣東走出去的中國近代史上第一位美國留學生容閎,歸國后奔走呼號,以實施強國之策,親自創辦留學生學堂。出生于廣州西關十二甫的詹天佑12歲留學美國,后來主持修建中國自主設計并建造的第一條鐵路——京張鐵路,被稱為“中國鐵路之父”。恩平人馮如,1909年在美國奧克蘭成功試飛中國人制造的第一架雙翼飛機。1911年,他把飛機制造公司遷回廣州,成為中國第一個飛機長。博物館展示了“馮如”二號等5架飛機模型一字排開,展露“志在沖天”的豪邁氣概。
身在異國的華僑,親自感受世界進步的浪潮,更時刻關心祖國的發展。在抗日戰爭中,海外僑胞更是與全國同胞同仇敵愾,從人力、財力、物力等各方面大力支持祖國抗日,不少廣府華僑為革命英勇獻身,留下許多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
華僑的印記深深銘刻在中國歷史上,同時也以文化人、潤物無聲。“廣州華僑歷史悠久,華僑文化積淀深厚,他們在教育、文學、藝術等方面都對廣州傳統的嶺南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講解員說。
僑力傾注,名校璀璨——1904年,廣東近代第一所高等學府,嶺南大學,以“專為利便華僑學生歸國求學促進華僑教育”為辦學宗旨,開創了我國華僑教育的先河。1924年,孫中山將廣州多所高校整合成國立廣東大學,海外僑胞捐款2000多萬元建設校舍,這就是中山大學的前身。
僑智匯聚,人文薈萃——祖籍廣東新會的梁啟超,在旅居日本期間創辦文化刊物出版書籍,廣泛介紹西方哲學、經濟學、政治學,率先倡導史學革命。日本歸僑楊匏安,1918年舉家遷至廣州楊家祠,1919年11月11日在《世界學說》發表《馬克思主義》一文,被稱為華南地區系統介紹馬克思主義的第一人。
“辛亥革命后,不少華僑藝術家回國創作,在繼承國畫優良傳統的基礎上,首舉革新大旗,融匯西洋畫和日本畫的表現手法,開創了嶺南畫派,引起中外人士矚目。”講解員介紹道。
其中的佼佼者莫過于被稱為“嶺南三杰”的高劍父、高奇峰、陳樹人,同為日本歸僑的他們,開拓出創作題材廣闊、現實關懷深刻、表現手法多樣的“新國畫”。嶺南畫派由此成為世人洞察嶺南文化開放兼容、勇于創新的最佳窗口之一。
在博物館的三樓,由加拿大籍華人藝術家雕塑的作品《歸來》,塑造了朝著家的方向爭相游動的一大群海豚,寓意海外僑胞濃烈的故土情懷。
不遠的窗外,珠江水奔流向海,激蕩著千年時代風云,融通著東西文化碰撞,見證著廣州的過去,也將見證著廣州的未來。